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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是国内经济的核心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有相当重要性，我国建立GDP是在1985年。而1992年GDP才成为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成果(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生产过程中的新增加值，包括劳动者新创造的价值和固定资产的磨损价值，但不包含生产过程中作为中间投入的价值;在实物构成上，是当期生产的最终产品，包含用于消费、积累及净出口的产品，但不包含各种被其他部门消耗的中间产品。
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四年下滑，去年降至24年来最低点;2015年，仍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这当然有国际经济复苏不稳定依旧、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的影响，而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巨轮来到了必须升级换代的关口，也就是决策层所总结的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影响。
一些观察人士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忧，许多观点以日韩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的经验来证明中国也会终结高速增长时代，还有些西方媒体甚至抛出中国经济“崩溃论”和“断崖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刘瑞教授认为，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的判断尚有争论的余地，认为中国经济已“穷途末路”的论点更是荒谬。事实上，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了石油危机之后，日韩及台湾都有一个高速增长回升阶段。日本经济增长真正陷入衰退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政府干预政策失误诱发了经济内部结构性危机爆发，在毫无外来负面冲击情况下的“人祸”制造的经济衰退。
刘瑞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他的一项研究采用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计算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发现未来依然还有8~10%的增长空间。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实际产出是低于潜在产出的，经济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结构调整对拉动经济有较大的空间。“过剩的产能要转移到国外，落后的产业要逐步退出。”刘瑞说。
刘瑞表示，中国经济不出问题、结构性调整不出现“硬着陆”,有赖于“淘汰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新常态产业”在转移、交替过程中平滑的对接，而不能中间出现断层。
适度调低增速目标将赋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大的空间。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种趋势下，关键的问题是调结构。要重视GDP，更要重视GDP的增长质量。
过快的经济增速会带来多方面的弊端，除了资源消耗过快、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以外，最重要的是，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这会导致严重的后遗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要设定适应新常态的增速目标，在稳定信心的同时，引导全社会把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增长质量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其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一般来讲，物价全面地、持续地上涨就被认为发生了通货膨胀;反之，物价全面地、持续地下跌就被认为发生了通货紧缩。2015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0.8%，跌破1%，创下5年多新低。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指出，“低通胀”的宏观政策调节更难进行。一是“低通胀”下，保持中高增速与“低通胀”的平衡更为微妙，更加不易，需要提升宏观政策的操作水平，需要宏观政策更加精细化，目前的定向政策就反映了这种要求;二是虽然总物价水平不高，但服务产品涨幅相对较高，因此，物价调控还需要把服务产品一同纳入。“从国际因素看，大宗产品的低价位也在加大输入性通缩。”胡迟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不过，胡迟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上还不会发生通缩。一方面，与一般意义上的通缩所不同的是，尽管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回落，但是7%左右的中高水平增长率可以防止通缩的产生。另一方面，与以前相比，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主要发生在传统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领域，其价格水平的变化会随着产能过剩的消化有所调整。当然，虽全面的通缩不大可能发生，但通缩的某些迹象有所显现，因此，对通缩的现实压力不可小视。胡迟说：“货币政策可在稳健的大前提下适当有所宽松，来缓解通缩的风险。”
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假设，描述的是除了正常的暂时不就业(比如工作转换等)，所有的人都找到合适的职位，没有浪费现象。其概念是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凯恩斯在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的。
充分就业，也称作完全就业，是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并不等于全部就业，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仍然会存在一定的失业，但所有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和结构性的失业，而且失业的间隔期很短。
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往往存在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刻画了这种关系。然而中国经济现在却是“低通胀”和“高就业”并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基本关系应该说是存在的。但是在整个发展阶段——或者说发展特征——转换的时候，这个关系的特点会有所改变，这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条件发生改变是密切相关的。
就像当前，一方面，经济增速由高速转挡至中高速，而支持就业的因素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调而同步下调。现在，服务业就业还是继续平稳的发展;创业支持的就业对就业形势也形成了积极的支持;还有，我国经济体量大了，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对应的绝对量和过去比明显增加了，提供的就业数量也有所增加;再加上我国人口红利相对来说有所降低，那么就业压力相对于过去也有所下降。这样，就业形势继续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下调和供求关系是有紧密联系的。现在，供不应求普遍地转为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普遍。这样，价格的变化和供求关系的改变结合在一起。
张立群指出，经济增速的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和对就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发展特征转变的这样一个阶段，对“物价——就业”关系的解释似乎不是很充分，是因为这一基本关系在不同增长特点之下，其表现是有差异的。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指标。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生产函数及增长方程，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用它来衡量纯技术进步(所谓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教育、技术培训，组织、管理等方面的改善)，以及规模经济在生产中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是不归因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影响总产量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而是“总要素生产率”，“全”的意思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分别归因于有关的有形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部分。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要素的生产率的增长。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技术进步;二是效率的改善;三是规模效应。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进行管理和组织创新改善等，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宏观层面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刘瑞指出，在配置资源方面，持续不断的市场失灵以及引发的危机，表明了市场理性具有内在的缺陷，同样也因为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导致了对计划理性的怀疑和动摇。
在我国，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效形成合力，重拳出击，正在打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一方面，中国市场充满勃勃生机，市场机制发挥了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新型的国有企业还是新兴的民营企业，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刘瑞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多次消除了潜在的经济危机。而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存在的话,就早已爆发了。”
企业家才能
劳动力、土地、资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在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时，可以多用资本少用劳动，也可以多用劳动少用资本;但是，劳动、土地和资本三要素必须予以合理组织，才能充分发挥生产效率。十九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又增加了一种生产要素即企业家才能(亦译为企业家精神)，发展为“生产的四要素”。企业家才能和前三个要素的关系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企业家精神也表明，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是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模式的抽象表达，是对企业家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结构的一种超越、升华。人们日常也把它看作是成功的企业家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标尺可以识别、挑选和任用企业家。
发挥企业家才能，不仅仅对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对于增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活力，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学者提出，国有企业抑制企业家精神、造成道德危机。刘瑞指出，目前的国企治理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还有许多问题，如国企高管腐败，不过，也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去怀疑国企本身的正当性，得出“去国有化”的推论。
张立群认为，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企业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真正地把职业企业家队伍打造好，对于把企业做好做强，对于整个产业升级，都有重大意义。培育一流的企业家，通过改革建立支持这些企业家发挥好作用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对于资产的所有者(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私人)而言，怎样能够给企业家必要的权力把企业管好，同时又不至于使企业的财产转到企业家的口袋里去?”张立群说，“围绕着企业‘股权多元化’或者‘明晰产权’等与之相联系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完善，是当前企业改革中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刘瑞表示，我国已经选择了基于两权分离的委托代理制作为国有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这种制度首先设置一个国有资产的总代表将所有权集中，再以委托人身份出资组建或控股国有企业，然后选拔经理人来经营国有企业，并设置权责利相统一的考核体系，层层委托、层层代理。
通过“委托——代理”关系的完善，通过治理结构的完善，有效地建立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制约关系，以使企业家明确所承担的责任，有效地控制风险，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
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亦称“公共财货”、“公共物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其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另一些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或者由政府干预。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打造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双引擎”之一。
目前，我国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服务业水平比同等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20多个百分点。这当中蕴藏着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巨大空间。
刘瑞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商业性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不意味着可以收缩公共性投资、基础性投资。公共性投资、基础性投资不是由资本回报率来决定的，而是根据需要做出的。需要则投，不需要则不投。“公共性投资、基础性投资是政府需要做的，而不能交给市场去做。公共产品投资始终是要由政府来承担的。”刘瑞说。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同城化、均等化方面，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当前，在新型城镇化所要求的互联互通中、“一带一路”所要求的互联互通中，需要政府做大量的工作。
“在现在的发展阶段，传统引擎确实还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面向未来打基础，任务还是很重的。但是，政府做事的方法得改进、效果要改善，不能政府唱独角戏，财政资金要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张立群说，“PPP模式要进一步推广，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向民间开放，各种公共产品也应积极地吸引民间资金，依靠市场的方式，来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