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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一笑事件虽然结束了，但是给我们的思考确实很沉重的。慈善捐款何时才能正规化，何时才能诚信化？
中国目前有400万名白血病患者，其中50%是儿童，并以2~7岁儿童居多。罗一笑事件引发人们对中国医疗进行思考：要救助中国为数众多的白血病患儿不应当主要靠捐赠，而是要健全医保制度。除此之外，也可推而广之思考如何有效医治涉及所有国人的重大疾病，如癌症、严重心脑血管病等。
比较起来，生活在深圳的儿童是最幸福的，参加深圳少儿医保门诊大病最高可报销90%，住院费用超起付线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达90%)。一般情况下也会报销80%以上。同样，在经济发达的北上广地区，儿童和成人医保的比例都会相应高一些。
这种情况当然是马太效应。尽管在国家的层面，都有基本医疗保险、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大病医保政策等三重保障，但是，由于各个省、各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异，不仅保费的交纳有多有少，更重要的是，患病后的报销呈现苦乐不均的状况。大城市孩子得白血病，只需要花较少的钱就可以看病治病，但农村和小城市的孩子患白血病就要花费数倍甚至几十倍于大城市孩子的费用，这对于75%的农村白血病患儿家庭来说，动辄几十万元的治疗费用就是全家跨不过的坎。这种情况是中国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也因为如此，如何整合全国的医疗资源和医保，使之整体化、均衡化，而不再是公费医疗、医保、新农合以及各地不同政策的碎片化，成为救所有白血病患儿和家庭于水火的主要课题。
白血病的医药费显然属于医保的问题，但是其又涉及了仿制药、专利药等国际间不平衡的问题。以白血病治疗的常用药格列卫(主要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为例，在中国内地的价格是每盒(120粒)25500元，但在香港特区则为17760元，相差7740元。而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一线用药培门冬酶，在国内任何地方(包括深圳)都不能报销，这也造成了白血病患儿和家庭的沉重负担。使用瑞士的格列卫，一个月需花费24000元(一盒药)，且需要终身服用。但服用印度仿制的格列卫，一盒只要200多元，一年只花费3000多元。
其实，国内已经在2014年批准了培门冬酶仿制药许可，但价格之高还是令国内白血病患儿家庭难以承受，这同样得从仿制药在药企、医院等的利润上找原因，看看能否以更惠民的价格造福于患者。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还表现在治愈率低和周期长上面。
美国现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即罗一笑所患的白血病)的5年存活率为66%，但是中国这一疾病的5年存活率还很低，美国该病的5年存活率是中国的3倍以上。再把这个时间拉开一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儿童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5年存活率也就是今天中国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存活率。这表明，中国与美国在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水平上有一定差距。不止是在白血病的治疗上，即便在大部分癌症的诊治上，中美的差距都是巨大的。探讨这其中的差异并迎头赶上，当然也是解救中国白血病患儿及家庭的重要措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癌症诊治观念和策略的转化，美国诊治癌症已经从过去的化疗转向靶向药物治疗与免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并提出了精准医疗的策略，而中国的治疗则侧重于手术和化疗。
从罗一笑事件可以看到，中国的癌症治疗需要克服医保、药费和疗法这三方面的短板，如此才有可能在患了癌症和大病后向医保求助，而非向社会求助和乞讨。
当社会遇到信任危机，想要弥补这个信任危机是十分困难的。要记住，慈善的心很脆弱，不要做任何挑战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