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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人格是人的素质的综合体现。总理的光辉，影响更深远的，是他伟大人格的光辉。爱因斯坦在给居里夫人的悼词中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的影响，其人格的力量常常远胜于单纯的才智。”凡是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中外人士，不管立场、观念如何不同甚至对立，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所折服。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他的人格力量，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而且广泛地影响了世界。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超越了意识形态、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时空，而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榜样。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周恩来是中国‘上层社会’中的一个人，不仅在中国大陆，甚至在台湾、香港，以及其他国家，普遍受到非中共人士的爱戴和崇敬。”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所有与他交往的人。作为高尚完美的典范，周恩来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期、新时代的极富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格理论的夺目光辉。
周恩来严格要求亲属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周恩来和邓颖超堪称夫妻关系的伟大典范。他们相知极深，相爱也极深。他们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表现在互相之间无微不至的关怀上。20世纪50年代，邓颖超身体不好，而他俩的作息时间又不一致。每逢邓颖超在休息而周恩来想去卧室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怕弄出声音惊醒了邓颖超。有时工作忙，不能见到邓颖超时，也必让警卫员去告诉一声。1960年夏季，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当时，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了解手术的情况。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看望邓颖超。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自己，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周恩来感情细腻，对邓颖超体贴入微。1962年，邓颖超患子宫囊肿，入医院动手术。周恩来每天要么抽空去医院探视，要么托人打电话问候情况。邓颖超要出院了。那天周恩来来到值班室，说担心门口那个高台阶，以她手术后的孱弱之躯，迈上迈下恐于刀口不利，问工作人员可否帮助抬一下她。工作人员连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邓颖超在门前下车后，就用藤椅把她抬过了台阶。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今日事今日毕，而需要他处理的事情又那么多，因此每每工作到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全国城市人民有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为了保证北京人民春节有一顿饺子吃，周恩来同有关同志不知熬了多少个夜晚。在那段时间，中央机关也取消了工作夜餐的规定。但每当同志们在周恩来那里工作到午夜还酣战不休时，邓颖超总是派人送上几块点心、一些糖果，或是一小盆素汤面，给大家增加些热量。当然，这些点心都是他们自己开销。
周恩来生前最喜爱海棠花。陆放翁诗云：“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我们不妨试改一下：“东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海棠一周公。”陆放翁喜欢梅花，周恩来喜欢海棠。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陪伴了他26年。庭院中的海棠树下，曾是周恩来邀请友好国家使节赏花之处，也曾是他同邓颖超散步的地方。邓颖超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每当海棠花盛开的季节，她总是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前来赏花。临行时还要赠送一束娇艳的海棠花。她就像周恩来在世时一样，总是善于把温暖的情意送到朋友们的心中。周恩来去世的时候，邓颖超每天送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是没有鲜花的，是从广州运来的。邓颖超自己掏钱。广州不让付钱，邓颖超说，必须我拿钱。这也说明邓颖超对周恩来的一片衷心的爱。邓颖超说，这是用我的工资，花在恩来同志身上的，我应该这样做，不能让公家来掏这个钱。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之所以数十年如一日，忠贞不渝，愈久愈深，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邓颖超则讲得更为朴实。她说，真挚而纯洁的爱情，一定渗有对心爱的人的劳动和职业的尊重。真挚而持久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因为相互的全面的了解，思想观点的协和，不是短时期能达到的，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才能真正了解，才能实际地衡量双方的感情。
他们之间在政治上互相爱护和严格要求，还表现为遵守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周恩来平时办理各种公事，从来不跟邓颖超讲。邓颖超也自觉地不过问。她一般不进秘书办公室的门，连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也轻易不进。夫妻俩平时也聊一聊国家大事、周围情况，有时谈书评戏，但从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邓颖超说：“在党内几十年生活中，我亲眼看到一个始终遵守党的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
周恩来极有涵养、风度高雅，但又平易近人。周恩来走路非常快，可他有时深夜回来，见值班的工作人员打盹儿或睡着了，马上就把脚步放得又轻又慢，关门时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出声响。周恩来深夜办公常常通宵达旦，值班人员到后半夜三四点钟有时实在熬不住，难免会打个盹儿。有一个晚上，卫士长成元功值班，坐在沙发上不知怎的就睡着了。正好周恩来出来上厕所碰上了，他就从门旁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悄悄给他盖上。
工作人员结婚，不论是秘书、卫士、司机，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尽量亲临婚礼与大家热闹一番。那时的婚礼当然不似今日之豪华，只是同志们聚在一起祝贺新人，让他们报告恋爱经过，逗逗乐，大家吃些糖果、花生、瓜子，有时跳跳舞。政务繁忙的周恩来往往是和新娘子跳个舞就不得不告辞。1950年2月，总理办公室干事郑勤结婚时恰逢周恩来到苏联访问，不在家。当时邓大姐拿出一块红绸让办公室的同志们和她一齐签名以表祝贺，并亲自拟定了贺词：“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让人书写在红绸上，并且强调说“八互”不是目的，“八互”的目的是要两个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邓颖超亲自拟定的“八互”精神，是她对青年夫妻的希望，也是她和总理夫妻关系的真实写照。
总理办公室干事李福润说：总理和邓大姐每逢六一国际儿童节，都要送给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孩子一个小礼物。他们知道，机要组的同志工资待遇比较低，家庭困难多一些，曾给过机要组每人三米毛料，刚好可做一套衣服，还有一次给了大家几尺够做一件衣服的布料。
周恩来从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1960年，周恩来62岁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不公开地给周恩来过一次生日。那天邓颖超不在家，卫士去找厨师桂师傅。桂师傅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南京的一位著名厨师，手艺高超。自从来到了周恩来这里后，几次做好菜给周恩来吃，都被周恩来批评一番，周恩来说这样浪费。挨批评多了，桂师傅一听搞新花样，就害怕。卫士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桂师傅在周恩来身边多年，对周恩来感情也极深，从心底里，也是愿意为周恩来过生日庆贺一番。何况，他觉得炸酱面是极普通的饭，用面蒸个“寿桃”也不费什么，于是，他就照办了。那天，周恩来开国务会议，大家在家里等他。孙维世是这次过生日的“主谋”之一，她兴冲冲地先走了，还带来了生日蛋糕。当然她没敢贸然摆到饭桌上，而是先藏在厨房里，以便见风转舵。周恩来一回来就开饭，先端上来的是炸酱面。周恩来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得不对劲，他抬起眼睛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没人回答。周恩来把碗筷一推，说：“我不吃了。”一看要砸，卫士忙解释道：“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周恩来生气地截断他的话：“你这是不打自招！”卫士没辙了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劝劝周恩来。孙维世正琢磨怎么上蛋糕呢，一听周恩来生气了，赶紧摆手说：“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这里正僵着，门外传来了陈毅的大嗓门。劝周恩来，陈毅是把好手。卫士急忙迎出去，对陈毅耳边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还得请老总帮劝劝。”陈毅听完，笑着点点头，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正好我也爱吃，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们一块儿吃点儿行吗？”无奈，周恩来陪着又拿起了筷子。“还有什么？”一碗炸酱面，陈毅没吃饱。卫士小声嘟囔说：“总理不叫上。”“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陈毅说。但周恩来始终板着面孔，丝毫没有赏脸的意思。陈毅也不好再坚持了，“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那块生日蛋糕和寿桃始终没敢跟周恩来照面，最后被工作人员分着吃了。
自己动手，这是周恩来的“家风”，就是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1963年，他的侄女、侄女婿去看望他。因为他们是第一次来，周恩来和邓颖超便约他们一道吃饭。周恩来的一碗饭吃完了，侄女忙站起来为他添饭，却被周恩来谢绝了，他说：“让别人添饭，我们周家没有这个规矩。”说着就自己去盛饭，并把侄女撒在桌上的几颗饭粒拾起来放进嘴里。一次，卫士韩福裕和周恩来去后厅，当时是冬天，后厅门挺宽，挂着棉布帘子。周恩来走在前面，韩福裕跟在后面。周恩来步伐矫健，走得很快，快到门口了，韩福裕就跑前一步打开帘子。周恩来就说：“放下，放下，我有手，我自己来。”周恩来有颗假牙，一天吃完饭，顺手把假牙拿出来，放进漱口水杯里。服务员王颖看见了走过去准备帮总理洗假牙。周恩来马上拦住她：“不要，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周恩来解释说：“挺脏的，不好意思要你们去做。”一次，周恩来刚进人民大会堂办公区，有只鞋的带子开了，服务员侯桂珍就赶紧过去，蹲下身提醒：“总理，鞋带开了，我帮您系上。”周恩来却谢绝了，把她扶起来说：“不，我应当自己系。咱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自己来。”
周恩来一贯克己奉公，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国务院规定，私事用汽车，要自付汽油费。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他把看病人、看演出、去理发都定为“私事”，要司机如实写在登记本上，按里程付清汽油费。为了减少国家的负担，有许多开支按规定是可以向公家报销的，但都由他出钱。比如，他出国做衣服，邀请少数民主人士、知名人士吃饭，都自己出钱。甚至开一些小型会议到深夜时，肚子饿了，他就提出每人一小盘花生米，并告诉服务员记在他的账上。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知道总理办公室没有钱买象棋、围棋、乒乓球，就把写《伟大十年》一书的2000元稿费送给办公室作为购买文体用具之用。
周恩来卫士姜贵春介绍：西花厅的园子里有一个水池子。水池子常年失修，一直不能倒水。园子里的花工是个勤快人，就利用这块地方，翻一翻土，种上菜了。反正，草地边，墙角边，都用心思给利用起来了，种上了老玉米、豆角，让爱吃蔬菜的总理尝尝新鲜。有一回，周恩来知道了这是从园子里摘的自种豆角，立马警觉地问：“给钱没有？”我们纳闷呀，这还给钱？都是自己种的，往哪儿给钱？就说：“没给钱，都是自己人。”周恩来摇了摇头，“这样不对。用公家地、公家水长的东西，就该按斤两付钱。这样，按规矩算一算多少钱，一部分给机关，一部分给花工。”
多次执行警卫周恩来任务的许彦英介绍：周恩来来颐和园次数很多。有时去看望驻园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有时则陪同外国贵宾游览园内景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每次进园都问身边的人员买票了没有。记得有一次，总理进园刚走到仁寿殿时，突然有所悟地问：“刚才进园门买了门票没有？”我惊奇地笑了笑说：“总理，您进门还买什么票呀。”总理看我年轻，就认真地对我说；“怎么，我就那么特殊，我为什么就不买票？你们不能让我脱离群众嘛！去，快去买门票去。”我们一看总理认真的神情，知道这门票是非买不可了，不买票总理就不会再往前走。于是我们赶紧到东宫门买了门票，总理见我们真的买了门票，这才向德和殿方向走去。
1973年9月，周恩来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一天下午，周恩来请随行工作人员到杭州有名的酒家“楼外楼”吃饭。这是周恩来第9次上“楼外楼”，酒家职工们非常高兴，除了准备西湖醋鱼等高档名菜外，还端上了他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菜。饭后结账时，省里的同志说由地方报销，周恩来不肯，坚持要自己付钱。店里的同志知道，不收钱，总理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谁知周恩来不肯，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店员们商量了一下，加收了5元。不料周恩来又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没办法，店里只好又收了5元。这样收了20元。没想到一个小时后，杭州机场来了电话，说总理上飞机前留下10元钱补交中午的饭费。于是店员把当天的午餐费按照牌价表仔细算了一遍，餐费是19元多一点。
周恩来不搞特殊自然使人感动，但他搞“特殊化”的时候更使人感动。
在当时由于物质匮乏，商品分配是个大难题，配发几十种票证也解决不完这个难题。于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交际处都设立了小卖部，卖紧俏商品，将质优价廉的商品供应首长和外宾。周恩来对这种小卖部是很有看法的。有一次去昆明，周恩来自己掏钱请随行人员吃了顿炒鳝鱼丝，饭后大家说说笑笑在院子里散步。“小卖部开了。”有人说，“进去看看吧？”“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周恩来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周恩来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外宾、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民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可是，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工作人员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账。秘书去向周恩来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是有点特殊化。”周恩来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秘书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周恩来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工作人员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
周恩来国务活动繁忙，又经常出访，按规定外交部都发置装费，但自从实行工资制度后，他都不准领，不用公款制装。他穿的那套中山装，看着笔挺的，那都是补了又补的。比如纽扣眼破了，就从另一边衣襟里边拆一块下来换上。“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那条洗脸毛巾用得中间已经破成丝网了，就从中间剪断，将两端对在一起缝起来，又接着用。
1963年亚非十四国之行到了开罗，周恩来的内衣都较破损，不便交给宾馆洗，随访人员太忙也没时间自己洗，只好请我驻外非使馆的同志帮忙，还得叮嘱他们洗时不要太用力，否则会搓破。使馆同志一看总理的衣服太旧，又有补丁，很有意见，找到随行人员批评说：我们这么一个六七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出来，就给穿这样的衣服，太不像话了！……随行人员只好向他们解释：是总理不准许给他制装买新衣服。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这样的破旧衣服，边洗边流泪。
在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周恩来夏天常常穿的皮凉鞋，是1954年做的。那次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访问了印度，然后回到广州，正是最热的时候。7月份，广州举行舞会，周恩来每跳一会儿都出一身汗。于是，何谦秘书就将自己买的香港衫给总理穿，他感到很好，但脚上穿双黑皮鞋不协调，工作人员就又劝他做双皮凉鞋。这回周恩来听了，回家后做了两件短袖衫，做了这双皮凉鞋，天气太热就穿上办公。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总理夏天的形象。可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就这么一双凉鞋，一穿20多年，直到他逝世，中间换过鞋底，但就是不肯添双新的。
周恩来出差，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工作人员带一只旧行李箱。箱子里放什么呢？一床薄薄的被子，一个枕头，两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新的。周恩来的被子，料子不是绸的，也不是缎的，就是普通的平纹布，面子是绿色的，里子是白布，中间一个棉花套，薄薄的。最破的要算他的睡衣，穿了数十年。脊背部分着床容易破，先是磨光了绒毛，而后是磨出了小洞，最后是破成大洞，从出小洞就开始补，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最后洗烂了，无从补起，就把背部整个换掉。破了再换，也不肯买件新的。袜子也是这样，出国时带上几双，没有一双不带补丁，好在袜子都是破在脚掌上，穿了皮鞋就看不出来。每次随他出国，工作人员都要带上针线，随时准备补袜子。晚上他上床了，工作人员将袜子拿去补，第二天早晨提着袜子进来再让他穿上。大家都猜不到他的擦脚布是什么做的。一般人都用毛巾吧，他不，他就用一块纱布，对折起来缝在一起。他说纱布比毛巾好用。
一次，周恩来的一个侄子看到邓颖超戴着老花镜在缝被子。他心里很不安，便问，“这样大的年纪，工作那么忙，怎么还处理这些家庭琐事？”便连忙找来针线，帮助伯母一起来缝。这条细针密线缝补了14块补丁的被子，就是周恩来“家风”和艰苦朴素生活的最好见证。
周恩来生活虽然艰苦朴素，但他的衣着从来都整齐清洁，合体合身，庄重洒脱，他的仪表风度是别人不能比的，他每时每刻都衣冠周正，待人接物很注重礼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也是这样要求的。他身边工作人员是不能穿短裤、穿背心上班的。夏天无论天多热，大家都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每个人的发型和胡须也要修剪得利利索索。有一次，周恩来在院里散步，见一位工作人员裤子的风纪扣没系，便专门停下来，指着他裤子的一个风纪扣说：“你看，这里没系好。”
周恩来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后来他经常乘坐的专车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去世后，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161442元。用于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多。给周恩来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恩来、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恩来的月薪404.80元和邓颖超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邓颖超讲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后辈。她深有感触地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做好本职工作。”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希望他能病愈出院，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月8日病故仍感突然。遗体送进北京医院的当天，就要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给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他冬天穿的灰色凡拉绒中山装，这是一套较好的，虽说旧些，可没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一件西装背心，一双线袜子，一双皮鞋。这些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邓大姐看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我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当一位多年为周总理看病的老医生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马上气愤地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话，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多地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身教言教，为他写下这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