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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3月4日，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以部长曾醒名义发出通告，呼吁广州地区各妇女团体于3月8日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全世界妇女的“大团结示威运动”，并派代表参加3月5日下午在执信女校召开的筹备会议。翌日下午2时，广州各界妇女代表数百人在执信女校大礼堂举行筹备动员会，推举何香凝为会议主席。何香凝发言，3月8日广州妇女的游行示威将是中国第一次组织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意义十分重大。与会代表热烈鼓掌，并纷纷对组织好这一活动建言献策。会议最后决定：1、3月7日派出12人乘坐汽车在广州市内主要街道分发有关妇女问题的传单，以唤起市民的注意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大会和游行；2、3月8日上午11时在第一公园举行示威大会，请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通知省立、市立各校学生全体参加；3、会后在市内马路举行巡游，并准备汽车队演讲队随同出发，请市公安局派军警保护；4.确定各种旗帜标语，如“解放中国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钱、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等。

《广州民国日报》为广州纪念“三八”节活动呐喊助威。3月5日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一文，详细介绍“国际妇女日”的历史及德、英、奥和苏俄等国庆祝“三八”节活动情况。3月6日又发表题为《妇女日》的时评，指出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受制于“男权”，“几不自当为人”，强调国民党中央提议举行“三八”妇女日活动，目的是提高妇女的觉悟，革除陋习，进而谋求妇女的“觉悟”、“独立”。3月7日，该报又刊登《国际妇女日之运动》，通告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的“三八”纪念活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巡游路线，向广大妇女发出了动员令。

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位于市中心的第一公园内的音乐亭搭起了临时舞台，“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横幅悬挂正上方。会场四周也张贴了“妇女要求劳动权”等标语。10时左右，执信学校、高师学校、法政学校、市政学校、女子职业传习所、保姆学校、图强学校等30多所学校学生、各界妇女约2000多人参加。11时大会正式开始，由广州工读学校校长沈慧莲主持。之后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 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和口号。廖仲恺也前来助兴，并发表《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参加并讲话，支持妇女群众运动。与会妇女群情激昂，“打倒外国帝国主义”、“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等嘹亮口号此起彼伏。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曾醒与巡行总指挥沈慧莲、总务长唐允恭、纠察员廖冰筠等人一起，带着与会妇女从第一公园出发，徒步上街游行，按照预定路线途经吉祥路、越华路省长公署、广仁路省财政厅、永汉北路，从天字码头转入珠江长堤、太平南路、一德路、维新路，最后回到第一公园解散。一路上，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废除娼妓制度”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  何香凝还组织10余人散发会议口号和传单，派出27个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宣传会议精神，启发妇女群众觉悟。  许多看热闹的妇女站在街道两旁，也附和高呼口号，有的还加入了游行队伍。不少女学生还分乘十几辆插上各种旗帜的汽车，到市内其它街道演讲，散发传单，宣传纪念“三八”节和谋求妇女解放的意义。  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妇女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加了斗争。将争取女权融入争取民权的时代洪流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的历史之序幕。”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  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  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  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