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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专题是《“富二代”脱壳》。随着年轻的女首富杨惠妍亮相，越来越多的“富二代”走进公众视线。相对于财富光环，他们表现出不同于上一代的品质和精神特征让人关注。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用宝马香车证明自己，很多人衣着朴实无华，更少有不良嗜好。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视野更宽广，做强企业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都更强。昨天《中国青年报》一篇文章《农民工“第二代”问题透视》，则把目光投向另一个“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法律观念淡薄，具有较为明显的“边缘心理”。与他们的父辈生存方式不同的是，农民工“第二代”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他们是在不同的城市或同一城市的不同地区间游走的“过客”，归属感普遍比较迷茫。由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缺失，疏于管理的他们成为犯罪的危险群体。如果说，两个“第二代”父辈们的差距形成某种程度上与其自身的才干和把握机遇能力不同有关的话，而第二代的差距，与个人并没有多大关系。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并不能由自己决定。可以说，父辈之间存在差距，通过代际转移，呈现出放大效应。除了贫富差距，机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未来的社会不会只是“富二代”的社会，也不只是农民工“第二代”的社会，他们将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的屋檐下。差距问题不能及时被关注，会为未来社会留下隐患。问题的很本解决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富人第二代表现出的精神特征让人充满兴趣。应该说，他们与很多人想象中的“二世主”有相当大差距，他们并没有因为财富而成为骄奢淫逸的一代。相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使他们的成长更为健康。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经济发展。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农民工第二代，都让我们感到加快发展的必要性。经济发展上去，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受教育的水平才能提高，人的素质和精神面貌才会改变。无论是个人财富积累还是社会财富扩展都需要一个过程，但解决“富二代”与农民工第二代差距存在的隐患却不能过久地等待。社会必须在现实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做到没有差距，但尽量地向社会贫困群体倾斜，给予他们足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关照还是能做到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对公平和效率认识的深化，正是在传递这样一种理念。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得到人们更多精神共鸣，也因为这种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央的新理念也正得以贯彻，昨日的两条新闻让人充满期待：其一，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北京每年投入专项经费8000万至1亿元。据悉，目前有40万适龄流动人口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其中在公办校就读的约25万，占63%，尚有10万多在京流动人口子女在200多所未经批准的自办学校就读。其二，无锡市推广社区“亲情理事会”管理模式，帮助农民工“第二代”解决就业、上学、法律服务等问题。“在无锡，没有外来工，只有新市民，没有打工者，只有建设者。”社会在加快发展，执政理念在改变，更多的人把这些新理念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不管是谁的“第二代”，都将获得一个更可期待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