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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天津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在本市文史研究学者专家的陪同下寻访了和平区云南路48号——1939年3月，这里还是英租界百敦道262号时，来自奥地利的医务工作者理查德·施泰因从上海来到天津后住在这里。这位奥地利医生，就是后来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研制使用青霉素第一人、有着天津“白求恩”之称的傅莱。
到访傅莱故居的是傅莱的儿子理查德·傅莱（小）及其孙。陪同参观的天津文史专家张绍祖介绍，小傅莱是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后，重走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晋察冀边区旧址、傅莱的陵园、傅莱在延安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以及在天津的故居。
进了盖世太保黑名单
紧急转移辗转到了天津
“他是中共外籍党员中党龄最长的老党员，是中国研制使用初制青霉素的第一人，是开创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功臣。”张绍祖介绍，这位“天津白求恩”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共产主义战士。
小傅莱曾在追忆父亲生平的文章中，形容父亲来到中国是“向往已久”的。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其父是位地方财税官员，其母是个擅做女装的裁缝。傅莱早年就同情工人阶级，参加维也纳工人的斗争和奥地利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在斗争中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参加了医学训练班，接受临床化验、使用X光机和急救防疫等医务训练。1935年傅莱加入奥共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他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他在学校里秘密地宣传共产主义，在校外参加各种反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活动。1938年3月，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后，他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同年12月，奥共地下党突然通知他必须在24小时内紧急转移。他经瑞士到了意大利的热娜亚港，“他要到东方去，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去。”
张绍祖说，当时的中国硝烟弥漫，全面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按照傅莱原来的计划，他踏上中国土地后，应该立即投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上海在当时还是一个自由港，傅莱坐的是意大利的轮船，经过将近一个月，于1939年1月15日到达上海。据傅莱家人后来所述，傅莱先在上海一个门诊部做化验X光的工作，当时传染病非常流行，工作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本来他要找宋庆龄，希望通过宋庆龄和共产党接触，但宋庆龄刚离开上海。3月，傅莱从上海来到天津，住进了当时的英租界百敦道262号，也就是如今的云南路48号。
傅莱到天津后，先后在德美医院、马大夫医院放射科、化验室任职。德美医院位于现在河西区解放南路，后来为河西医院北院，如今辟为天津英迪格酒店。马大夫医院则是天津最早的西医医院，前身为成立于1861年1月23日的英国驻天津军队的随军门诊部。1940年，傅莱通过保定的美国进步人士胡本德终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智运药品
曾参加解放天津战斗
由于有了医生的身份，傅莱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在医院行医的方便条件，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平西抗日根据地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张绍祖说，尽管傅莱在天津生活工作的时间只有短短不到两年，但“他不畏艰险和困难，承担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等物资的重任，并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张绍祖还介绍了傅莱在天津智运药品的往事。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了以破坏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矿山为目的的破袭作战，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百团大战。此时，平西抗日根据地急需大量的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而当时天津的日伪当局也加紧了对外输出物资的检查和封锁，企图彻底断绝各方面对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供应。通过原来的渠道把药品从天津运出已经完全不可能，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傅莱得知德租界有商人要运送一批化妆品到当时的北平，他马上和德商取得联系，谎称自己有一批物资也要运到北平，希望能和德商的物资一起运送。当时，德国和日本都属于轴心国，日伪当局对德商物品的检查相对不是那么严格，在经过德商同意后，傅莱和同志们将这批药品改换包装，混入运送物品中，同时通知北平的地下党派人接应。傅莱还亲自护送到天津车站——这一批珍贵的药品就从日军的眼皮子下顺利通过关卡。
“傅莱是只身来到中国的，在1941年秋，他将自己在天津的东西寄存给了当时照顾他起居的王厨师一家，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之后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张绍祖介绍，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傅莱被聂荣臻安排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员，“理查德·施泰因更名为傅莱就是聂荣臻司令员按他母语‘自由’的语音起的。”此后，傅莱又去了延安，还成为中国研制使用青霉素第一人——研制出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解决了前线军队和根据地军民急需青霉素的难题，挽救了许多负伤将士的生命。而傅莱再次回到天津时，已经是1949年初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傅莱带着X光机和医疗就诊器，参加了著名的大同、太原攻坚战、张家口、石家庄和天津等战役。在天津战役中，傅莱作为华北军区卫生顾问，曾亲临前线组织伤员救护工作。在天津战役中，他提出了组建多个野战医院的提议，很快，天津周围建立了十余个野战医院，使得前线伤病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他还就手术治疗、药品供应和防敌偷袭等问题，进行了周密而细致的部署，为解放军顺利解放天津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刘亚楼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首长的充分肯定。”
这一次回天津，傅莱找到当年的老厨师，表示感谢并取走自己的物品后就随军转战大西南。“新中国成立后，傅莱加入中国国籍，2004年11月16日病逝于北京。”张绍祖说，按照其遗愿，傅莱的骨灰安放在河北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和白求恩、柯棣华的墓地在一起。”
小傅莱两次来津
访故居 重走父亲之路
赠照片 因盖苓又结缘
“将天津作为重走父亲之路的最后一站，是因为小傅莱本身也和天津有着诸多不解之缘。”张绍祖介绍，早在2013年，小傅莱就曾来过天津。
2013年8月，小傅莱在网上看到张绍祖参与编撰的《天津德式风情区漫游》中刊载的《国际主义战士傅莱》一文，不久他就与夫人专程从德国来到天津。在天津，小傅莱夫妇向张绍祖等天津文史研究者了解到了父亲在天津的一些情况，临走时，小傅莱委托张绍祖希望找到父亲傅莱在天津的故居。不久之后，张绍祖收到了小傅莱寄来的父亲在天津的老照片，并说明当时父亲是住在英租界百敦道262号。“百敦道就是现在的云南路，可云南路没有那么多门号了。”于是，当年“十一”，张绍祖约请天津风貌办研究室主任金彭育一起去寻找傅莱故居。
两人拿着照片从马场道云南路口开始寻访，走了不到半个路口，在湛江道汽车站附近的卞万年旧居对面，好像有一个和照片类似的半开的铁门，走过去一看是云南路48号。“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铁门都没有换过，旁边的墙垛子也很像。”云南路54号便利店的经理刘浩然是金彭育的老朋友，两人准备先去探访一下刘经理，刘经理看到傅莱故居照片后十分肯定就是云南路48号。一行人走进48号，刘经理还告诉张绍祖、金彭育，有一处楼房是新盖的，新楼的后面是座老楼，和照片院子里的建筑很相似，“他说，特别是楼一侧是石头楼梯，还有二楼的屋顶与阁楼，虽然有些变化，但基本原型未变。”国庆节下午，张绍祖就给小傅莱发去了自己拍摄的照片。很快，通过金彭育等人进一步走访，云南路48号被确认为傅莱在天津的故居。
今年，小傅莱受到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应邀参加阅兵、纪念大会等多项活动后，小傅莱开始了重走父亲革命之路的行程。张绍祖介绍，小傅莱在天津时，和众多研究傅莱的本市学者专家会面，并实地走访了傅莱的云南路故居以及曾经工作过的德美医院旧址。
故居是一座德奥式二层大屋顶土木结构建筑，傅莱当时居住的房间现在是一户姓徐的人家。“屋内大框架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情景。”全程陪同小傅莱一行的张绍祖介绍，小傅莱还依据父亲老照片中扶着门框拍照的样子，也摆了同样姿势留影。这次重访故居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当年为傅莱保管行李物品的老厨师一家人中，那个老厨师的儿媳就住在这个楼的地下室里。老人今年87岁了，孩子都不在身边，之前由于身体不好，老人基本是足不出户，之前虽然知道她的身份，但文史研究者好几次来访，都没有敲开老人的门。“就在我们到故居当天，正值老人的女儿从美国回来了。”张绍祖说，老人告诉大家，自己当年见过傅莱先生，“她是在傅莱离开天津去晋察冀根据地后嫁过来的，应该是1949年傅莱回天津时见到的。”老人告诉小傅莱，自己婆婆在世时曾提到当时是一家人照顾傅莱的起居，“原来这个楼里有个大烤箱，我的公公负责烧水做饭，婆婆则负责收拾房间。”
小傅莱还专门来到了德美医院旧址，“说起这里，也有段颇有意思的事情。”早在2013年那次会面，张绍祖告诉小傅莱，他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德美医院的设计者，就是在天津留下了250余座风格各异的建筑的著名设计师奥地利人盖苓。后来，小傅莱结识了维也纳历史建筑档案馆管理盖苓档案的负责人、盖苓传记的作者英格·沙伊德尔博士。2014年《盖苓传》问世，正是由小傅莱主持的发布会，当时还邀请张绍祖及市档案馆的周利成去维也纳参加，“我们没能成行，但发去了贺信。”在五大道博物馆参观时，小傅莱还饶有兴趣地仔细参观了馆内复原的盖苓设计事务所的一个客厅。张绍祖说，小傅莱参观德美医院旧址时，还捐赠了德美医院的老照片，“也赠送了德文版的《盖苓传》给天津。”之前，小傅莱还对父亲的一些往事有些“不确定”，“这次天津之行,咱们天津研究党史的专家们给了他定心丸。”张绍祖说，小傅莱心怀感激之情，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了不起、受人尊敬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