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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看袁枚的《随园诗话》，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由汪静韦、唐婷阳注译。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册，都是厚厚的大部头，看着颇为壮观。但展开来读，很快就让人大失所望。书的译解，未达原文之妙，姑且不论，仅是其中众多的错别字，就让人苦不堪言，仅在前十页中便发现了多处，例如“绿”、“缘”不分，将“金圣叹”错为“金圣圣”，诸如此类，让人哭笑不得。书读至此，不免让人兴味索然，再没了读下去的欲望。这使我想起了前些年，曾买过一本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大唐新语》，翻开一看，自头一页起就错字连篇，竟致无法卒读，只好将那本书丢进了垃圾桶。从此以后，凡见到这家出版社的书，总是避而远之，看都不愿再看一眼。如今又见吉林人民出版社也是如此，如何不让人心里添堵？
但后来，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像这样粗制滥造的出版物远不止这两本，就连一些有名的出版机构，所出图书也不乏此类现象。我曾见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0月所出的“新编名家精品书系”一套，翻开其中的散文卷，仅所选的张爱玲、琦君、徐志摩的几篇文章，其中的差错便随处可见。有的错别字尚可猜出错为何字，有的，则百思不得其解。整套书给人的感觉是，此书在出版时根本就没有经过校对。读这样的书，不仅要考你的语文基础知识，更是对你耐受力的一种检测，不啻一场精神折磨。
这样的书究竟是何人所校呢？我书前书后找个遍，也见不到校对者的名字。是漏印了吗？显然不是，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书都不再印有校对者了。于是我猜想，现在的出版机构，恐怕已经不再专设校对一职了。专职的校对，作为存在了一两千年的“行当”，现在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今的出版社出书，其流程可能是这样：所出之书，原创的，均由著述人自己校对，编选的，则由编选者校对，故而印出来的书，版权页上或扉页上，便再也看不到过去所属“校对者：某某某”这一项了。
其实，作者也好， 编者也罢，毕竟代替不了专业的校对。何况近年所出的书，不少都是抢时“赶印”的，务求其速，所以在校对、装订等方面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差错，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就在本人撰写此文的前一天，我还在书店里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随园诗话》（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制），书中竟然装订着数张不印一字的白页，让人不禁叹为观止！当然，这恐怕就是印刷厂质量检查存在问题了。
书订白页，这在古籍中绝不曾有过，也不可想象。
古人非常注重对出版物的校对。隋代以前，由于技术落后，印出一本书来很不容易，出版周期和印制数量都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也正因如此，出书反而不像今天这样随意，出版者莫不极力避免出错。当然，错处也是不可避免，但无论如何也不会订上几页无字的纸。在此，我并不是说古人校对的能力就比我们高多少，而是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的我们往往比不了。
古时候，为了避免文字错误，真可谓层层设防，尽心竭力，不仅印书的书坊里备有专人校对，即便是读书的人，往往也甘献校勘之力。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就说到她与丈夫赵明诚两个人，“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理签题……指摘庛病，夜尽一烛为率。”读书人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朝廷、官衙里对颁布天下的那些诏令、上传下达的文书，复核勘校该有多么严格了。
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不是世界上最早有专职校对这个行当的国家，却不敢说，但起码很早就有了校对之事。在汉代，建起兰台和东观之后，朝廷里就已经专门设有校书郎一职了。这一官职负责的工作，与后来书坊里的校对，相差无几，只不过是校勘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后汉书·和熹邓皇后》中曾记载这样一件事：
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①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吏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
邓太后乃一女流，在当时的社会里是可以不读书的。但她出于理政的需要，不但“夜则诵读”，而且涉猎面还很广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惧乖典章”，对于所要读的书，竟组织专人先进行查错纠谬。当然，这种校勘或许也只是一次临时性的任务，但她对书籍那种敬畏的态度，还是让人很钦佩的。
在古代，书籍的校对称之为“雠校”。所谓雠校，即“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以谬误为寇仇的态度去校对书籍，其认真负责的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书无论是印刷的还是手抄的，总要经过反复校对，沈括就曾说：“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一书三四校，犹有脱误。”
到了曹魏时候，校书郎已经成为正式官职，“掌校勘书籍、订正漏误，称为‘秘书校书郎’，隶属秘书省”。唐代雕版印刷兴盛，一本书的印制数量也 大大增加，流传更加广泛了，朝廷于是便设立了专职的“校书”一职，负责对国家藏书进行专门校勘。校书郎这一官职，直到明代才被废除了。
在清人的《书林清话》中，我们看到了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的“发馆校书之贴式”。其中说：“按右式所载收发、签校、誊录等名目，开馆时皆设有专官。总校、分校以翰林编检为之。又有缮书处总校官、分校官，则翰林、六部郎中、主事、内阁中书、国子监学录皆有其人。”并明文规定，“签校或误”，便“交部议处”，要给予一定处分，尽管“处分甚轻”，却也反映出朝廷对文字错误的一种严肃态度。清人大概知道，他们所整理编纂的《四库全书》，不仅是要对 大清帝国当朝负责，还要对后世子孙负责。也正因为他们很看重自己所出之书，所以，直到今天，那些书仍为我们所看重。想想也是，自己如果都不当回事的东西，让别人如何会当回事呢？
但到了今天，我们的出版机构已经被金钱赶得没时间校对了。现在大家都在忙着赚钱，写书者多是“急就章”，出版商也在“赶印”上市，至于印出来的书本里有多少错误，对出版机构的声誉有何影响，对后人负有怎样的责任，恐怕连思考的工夫都没有了。他们或许也知道，反正自己印出来的玩意儿，不过也就是应付一时之需罢了，很多书都是应景图利之物，多是过眼云烟，原就不指望它传之久远的。既然都是昙花一现的东西，那又何必费那么多工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