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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持续引发各方关注。近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办的“算法为人”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来自政产学研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算法治理、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等前沿议题。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在数字化浪潮与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算法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日益凸显。联合国、多边合作国际组织、主权国家政府都在探索如何有效创新和使用算法，中国还提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旨在推动运用人工智能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推动在人工智能发展中让人类平等受益。
与会专家和学者认为，算法是中国从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的关键维度。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国内行业监管和发展已从“跟跑者”“并行者”，成为“领跑者”，并在个人信息保护、司法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立法进展成效突出。未来，随着算法渗透的复杂化，治理难度也在增加，需要多方参与，综合施策。
技术应有利于人类整体而不是部分人 我国多领域已得到妥善监管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初晓波教授在致辞中提到，“算法为人”有两个前提：一是“法由人算”,有观点认为，从物理世界到人类心智，甚至整个宇宙完全可以用算法来计算，生命的本质是计算过程。二是“人为法算”，即万事万物都在被结构化、标准化、数据化、算法化。
初晓波认为，从长远来看，人们终究会意识到，算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自身和人性的异化，人类无法二选其一，既不可能因为算法的异化而抛弃算法，也无法因为算法的普遍存在而任由自我沦丧，最终需要依靠人类的自由和理性的自觉来实现。在算法赋能和普惠的同时，理解算法的责任和算法治理变得极为关键和重要。北京大学一直在支持数字人文项目，建立了文科数智化平台，发起成立了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教授指出，数字技术进入社会化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利和弊始终充满争议，要推动人类社会的平等发展，必须动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让数字技术为大多数人创造新工作、为人们赋予更多智慧的力量。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不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监管特色，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在过去20年里，欧盟和美国发展格局的比较为中国的算法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案例。邱泽奇认为，算法是数字时代的机器智能之心，应服务于人类的福祉，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部分人。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联合国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专家张凌寒将“以人为本”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原则，警示了忽视人本原则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强调“维护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性。张教授表示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但在具体实践中，各国的实施方法和优先级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
张凌寒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从个保、网安监管上的“跟跑者”，算法监管的“并行者”，成为当下人工智能监管的“领跑者”，并在个人信息保护、司法领域应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立法进展成效突出。
算法非万能 与人是互促互进的共生关系
会上，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文再文聚焦运筹优化算法在数字时代智能化中的关键作用，从基本概念出发探讨其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如高铁排班、航天器轨迹优化、生产制造排产优化等场景，都运用了运筹优化算法，有效支持数据驱动的决策、优化复杂系统的智能调度，并解决社会资源配置问题。
文再文以人脸识别、工厂生产等为例，解析了算法背后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和约束条件。他认为，运用算法可以使工厂生产线和市政资源调度等不同专业提高求解效率和质量。运筹学、数学等专业关注的微观算法应该与人文学者关注的宏观算法相结合，达到更优效果。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何艳玲基于数字化背景和当前的城市公共治理实践，指出算法技术的运用，能够更精准地回应需求，提供更细致的政策工具，从而实现更科学的常态化治理和更系统的组织变革。何艳玲认为，算法技术可以解决大国发展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并非技术浪漫主义。通过对技术优化，在治理过程中更好地实现“需求识别”“冲突回应”“制定决策”，进而实现“算法为民”，可以与现有的社会制度构成一个整体，让它变得更灵巧。
算法在助力人和社会发展中，也并非“万能”，劳动者依旧对劳动保有主导能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比较新老外卖骑手的工作效率和收入差异发现，骑手劳动并不完全依附于算法，其劳动过程中常常涉及劳动者的直觉判断和劳动精神，包含了隐性知识和匠心精神，这些都是机器难以替代的人类特质。陈龙强调，这些技能需要时间培养，但高流动率导致许多骑手在技能成熟前就离开了行业，并因此呼吁社会重新认识和尊重骑手的工作，肯定和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帮助更多的劳动者实现劳动技能培养。
算法与人并非单项控制关系，骑手是困在了“生活”里
数字化快速发展，产业享受了“算法红利”，也要直面“算法监管”。
何艳玲教授提到，互联网和信息渠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实际上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朋友圈或短视频平台推送的世界，这意味着认知的分配层次已经大幅垂直化：一方面，这种认知分化与财富分化等叠加交织，形成了各种高度差异的社群;另一方面，这也给相对标准化的治理规则体系提出了挑战。
关于治理，邱泽奇教授认为，监管是一柄双刃剑。好的监管不仅要坚守安全底线，促进平等发展，更要保护创新、推动创新。
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鹏认为，算法已经成为数字社会的技术底座，但算法问题也随之持续凸显，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和多维治理视角的算法治理格局。腾讯一直以来秉持社会责任，从伦理、法律和技术三个维度，联合各方打造“可信、向善、灵涌”的未来治理大模型的新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同济大学副教授葛天任与研究团队在针对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数字递送工人群体连续开展两年大规模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后，在新著中提及，在上海的骑手平均月薪超过8000元，但很多骑手依然“困在生活算法”中，“真正困住骑手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他们城市归属感普遍较低”。
会议最后，邱泽奇教授强调，算法治理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保障网络空间清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呼吁各界共同努力，推动算法为人。同时，大家也算法肯定在推动社会有序运行、提升生活便利性等方面的价值，理解算法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算法当前的“不能”。他还呼吁真正为人的算法一定是在创新与安全中求得平衡且以创新为引领的算法。（来源：人民邮电报）
